疫苗管理法要体现出“惩罚”效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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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治周末特约评论员 敬一山

  近日,疫苗管理法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二次审议。草案二审稿对生产、销售假劣疫苗等违法行为提高了罚款额度,规定生产销售假劣疫苗最高可罚3000万元;明确将“不能排除是异常反应的”也纳入补偿范围,同时明确特定情况的受害者还可以要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。

  疫苗安全问题向来最受社会关注,这是保护孩童安全的底线,不过近些年来还是频频发生恶性疫苗安全事件。疫苗管理法的出台因而备受期待,草案确实也回应了此前很多舆论诉求,比如,加大罚款额度以及降低受害者索赔门槛等,尤其是提出了惩罚性赔偿,被认为将对疫苗相关责任方形成强力约束。

  惩罚性赔偿通常又被称为示范性赔偿,是指法院裁定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。在国外消费者维权案例中较为常见,比如,美国经常会有天价惩罚性赔偿案例。2018年,强生公司生产和销售的滑石粉产品因包含致癌物质并导致22名女性患癌,最终被密苏里陪审团责令强生支付41.4亿美元惩罚性赔偿。这种巨额惩罚,除了弥补受害者所受伤害之外,更对所有企业形成巨大威慑效应。

 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,虽也有惩罚性赔偿的提法,但几乎不支持这样的天价索赔案。此前舆论也屡有呼吁,在疫苗安全领域如果能推进真正的惩罚性赔偿,对于倒逼疫苗生产、销售、监管等全体系的安全,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。

  要使损失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有效落地,还有些具体问题需要疫苗管理法提前明确。首先,疫苗安全事故的鉴定难度必须降低。过去问题疫苗的鉴定一直是横亘在受害者索赔前的巨大障碍。

  广东省疾控中心主管医师赵占杰曾收集2009年至2011年广东省发生的28例预防接种后婴儿死亡的案例,发现80%以上的案例被判定为偶合反应,和疫苗无关。偶合反应这个词,曾经令很多受害者备受伤害,却又无可奈何。当然不排除有些意外事故和疫苗质量无关,但如果“偶合反应”被滥用,则会让受害者承受二次伤害。

  这次的疫苗管理法草案,对于疫苗事故的鉴定有所推进,比如规定“不能排除是异常反应的”也纳入补偿范围,从而有可能预防“偶合反应”被滥用。这意味着受害者在索赔时,能够切实降低难度,从弥补伤痛的角度有积极意义。

  当然,这里的受害者索赔仍是补偿性质的,是为了改变过去受害者基本补偿都很难获得的现状,属于兜底性质的损失赔偿。这方面草案相比过去有显著的进步。

  其次,是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门槛和额度标准,这一点草案可能还有调整空间。草案对惩罚性门槛的规定是:“明知疫苗存在质量问题仍然销售、接种,造成受种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,受种者或者其近亲属除要求赔偿损失外,还可以要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。”

  这种规定是主观故意归责,而不是结果归责。也就是说,必须要能认定责任方“故意”为恶,而不是只要产生了恶的结果。在现实中这种认定的难度很大,在很多疫苗安全事故中,无论生产企业还是销售人员等,通常都会辩称自己不知情,是管理混乱等“意外”造成。如果“明知有问题”这一点不能明确,惩罚性赔偿实际上就可能被架空。

  所以,如果能修改规则,改为结果归责。只要事实上造成了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,就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,或许更能体现正义,也有助于形成更好的社会示范效应。

  在门槛之外,则是惩罚性赔偿的额度问题。像国外那种动辄数亿数十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,往往都会起到非常震撼的社会效果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惩罚性赔偿的标准:“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,仍然向消费者提供,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,受害人……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。”这样的惩罚标准,其实很难说体现多少惩罚警示的意义。

  在疫苗管理法草案中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和额度尚没有明确规定,如果在落地时完全体现不出“惩罚”效应,那这样的规定也就有可能被架空。在二审期间,希望这些尚显“模糊”的地方能进一步明确,切实提高违法成本,才能为孩子们筑牢安全防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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